大规模的合作对大多数人到底是好还是坏？

大规模的合作对大多数人到底是好还是坏？从想象变为现实的恶性循环到底有多残酷？人类是否能够跳出偏见？还是自愿待在其中？

自农业革命以来，通过构建想象秩序和发明文字弥补缺乏的大规模合作本能，但这秩序并不中立且充满不公，它人为划分了诸如上等人、平民、奴隶、男性、女性、白人、黑人、印第安人以及贫富阶级等类别，并赋予不同群体不平等的权利与待遇。这些区分被宣称是自然、神意或宇宙力量的产物，但实际上它们完全是基于人类的想象和虚构。

无论是奴隶制、种族阶级、种姓制度还是财富阶级，都被维护者以各种方式合理化，如伪科学理论、宗教神话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然而，现代研究表明，这些阶级区分并无生物学基础，而是由人类社会创造的法律和规范所确立。

阶级制度在维持社会秩序、简化人际关系判断等方面具有一定功能，但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歧视和不平等。尽管现代社会普遍反对某些形式的歧视，如种族隔离，但对于贫富阶级的接受度较高。然而，大多数社会难以避免歧视现象，人们依据想象中的阶级划分来确定相互间的行为准则。

阶级差异不仅受个体先天能力的影响，更关乎这些能力是否得到培养及应用的机会，而这往往取决于个体在社会阶级结构中的位置。但是，即使拥有相同能力的人，由于面临的游戏规则各异，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种姓制度作为印度传统社会阶级划分的基础，起源可能追溯至约3000年前印度-雅利安人对印度的征服。他们为了稳固自身特权地位，构建了严格的种姓制度，通过职业分工、法律地位、宗教神话与仪式强化了种姓间的隔离，严禁跨种姓交流与通婚。种姓制度将“洁净”与“污染”观念融入社会结构，使之成为维护特权的有力工具，这一理念在多个历史时期和社会中普遍存在。尽管现代印度社会经历了变迁，衍生出众多副种姓，且政府努力消除种姓歧视，但种姓制度仍深深植根于文化中，对婚姻、职业选择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处于种姓之外的“秽多”阶层，则遭受严重的社会排斥和生活困境。尽管官方推广平等观念，但在实际生活中，种姓制度的影响仍然显著。

从16至18世纪，欧洲征服者因地理位置、现成奴隶贸易市场及非洲人对美洲热带疾病具有免疫力等原因，大量引入非洲奴隶至美洲。由此，美洲社会形成了白人统治阶级与非洲黑人奴隶阶级。为了巩固这一阶级结构，当时社会创造出一系列宗教、科学虚构论调，将黑人描绘为低劣、易传播疾病的存在。即便19世纪初奴隶制度逐渐废除，但种族歧视观念根深蒂固，体现在法律和社会习俗中，形成持续强化的恶性循环。

黑人在获得自由后，由于长期受奴役导致的经济落后和教育资源匮乏，使得他们在就业、教育等方面处于劣势。种族偏见愈发加深，黑人被视为智力低下、懒惰、暴力等问题的源头，进一步限制了他们在职场上的发展。随着“黑人歧视法”的实施，黑人被系统性地剥夺了诸多基本权利，加剧了种族隔离和阶级固化。这种歧视表面上基于黑人的“污秽”、“懒惰”和“品行不良”，实则是虚构叙事和偏见的产物，被所谓的科学研究“证实”，实际上忽视了歧视本身对黑人社会地位的影响。这种恶性循环使黑人陷入难以摆脱的社会困境。

黑人与白人的例子完全也适用于穷人和富人，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出现了富人，他们不出三代就会瞧不起穷人。富人有更多的资源，接受更好的教育，有更多的渠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富人更容易富有，穷人很难翻身，就像《贫穷的本质》里说的，贫穷是一个生态位，很难改变。

20世纪中叶，美国种族隔离仍很强，黑人尝试进入白人大学，被送入精神病。跨种族性行为被视为严重禁忌，遭到极端组织暴力对待。种族主义深化并渗透到文化审美层面，以白人特征为美，强化黑人特质的负面刻板印象，进一步固化种族层级观念。历史偶然事件催生的阶级制度经虚构故事强化后根深蒂固，历经数世纪加剧而不减，特权阶层得以维系，受害者循环受制。

尽管各个社会有着不同的阶级划分标准，如种族、种姓等，但性别阶级制度几乎普遍存在，表现为男性享有更多的权利和优势。通过引用甲骨文记载、古代律法以及现代社会实例，历史上和现实中女性地位的受限及其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

人类分为男女虽基于生物学上的生殖差异，但围绕这一核心差异的社会文化建构和规范往往与生物学并无直接关联。以古雅典为例，当时法律和社会规范剥夺了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但这并非基于生物学依据，而是文化建构的结果。此外，现代社会对于性取向的认知和规定同样是文化偏见而非生物学事实的体现。

“天生带来允许，文化造成封闭”。这意味着生物学上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在文化层面上可能会受到限制或开放。实际上，很多我们认为“自然”或“不自然”的事物，本质上是基于文化或神学观念，而非生物学原理。

生物学上的性别（sex）与文化建构的性别（）之间有区别。生物学上的性别基于染色体和生理特征区分男性和女性，而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性别则包含了丰富的角色、权利、责任及期望，这些是根据各文化背景下的想象秩序和虚构故事建构起来的。因此，判定个体是否“够男人”或“够女人”并非基于其生物学属性，而是其在特定社会秩序中的表现和认同。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迁而变化，男性和女性都需要不断地通过社会互动和自我表达来确认和展现自身的性别身份。男性尤其面临着维持男子气概的压力，常常竭力通过各种方式去证明自己符合社会对“真男人”的期待。

肌肉理论认为男性因体力优势掌握权力，但实际情况中体力和社会权力并非直接相关，且历史上许多关键职位并非仅靠体力决定。流氓理论主张男性因其侵略性主导战争进而掌控社会，但军队领导层并不完全由基层士兵晋升，且战争胜利更依赖复杂的战略与协调能力，而非单纯暴力倾向。父权基因理论提出男女演化出不同的生存和繁殖策略，导致男性更具野心和竞争性，女性更倾向于依赖和顺从，但此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其他动物社群中雌性也能形成合作网络，占据主导地位。

实际上，20世纪以来，性别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男女在法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地位逐渐趋于平等，这表明父权制度并非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而是源于社会文化构建的虚构概念。然而，父权制度为何如此根深蒂固，至今仍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

人的偏见真的很难改变，我们生活在当下的环境，就会不自觉地维护它的合理性，当发生正好与偏见相同的事，很多人会想“果然，xx就是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