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
作者
Ke Zhang，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Chao Lu，北京科技大学
Zhang，北京科技大学
来源
Ke Zhang, , Chao Lu & Zhang(2023) of in China’s - news media: a study，10:779，& ，DOI：10.1057/-023-02301-w
导读
在当代中国，性少数群体 (SMs)仍然是一个边缘化的群体。以往的研究对 SMs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对中国英语新闻媒体中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的表现进行的研究很少。本文利用语料库语言学工具对354篇新闻文章的大型语料库中的SMs流行观点进行了研究，填补了研究的空白。基于从中国大陆四家英文报纸收集的数据，并采用话语策略，文章得出结论，SMs被显著地描述为不健康的个体，但也是受害者和进步主义者，英语报纸对SMs的保守和自由观点并存。此外，本文还讨论了这些表述的潜在影响因素。
研究背景
大多数关于同性恋和性少数群体的微信公众号(以下简称SMs)都被屏蔽了。一些人支持这项禁令，因为同性恋被认为是令人反感的。该禁令的支持者称同性恋是不正常的。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中，普遍存在着对SMs的同性恋恐惧症和偏见。新闻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将跨性别者 与“歧视”、“扭曲”、“压抑”联系在一起。过去的研究利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强化了中国社会中异性恋规范与同性恋情感之间冲突的争论。曾有学者使用话语分析方法研究了2009年至2019年两份英文报纸上对中国同性恋个体的文本和视觉描述。虽然这项研究值得认可， 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大多数研究只考虑语言表征而忽视多模态分析的领域， 但它有其局限性。它只关注中国社会中一个特定的SMs群体(男同性恋者)， 不包括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因此，这项研究并没有充分代表这些群体。鉴于此，我们的文章旨在进一步探讨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在中国英语媒体中的表现。本文的目标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1)识别与中国英文报纸中中国SMs流行主题相关的关键词。
(2)分析中国英文报纸上中国SMs的话语表现。
(3)探索塑造这些表现形式的潜在因素
分析框架
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受到了Wodak提出的话语历史方法的影响。Wodak描述了代表社会行动者的五种主要话语策略，每种策略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表现出来。另一个对我们的新闻分析有价值的理论是van 的社会行动者网络，这一框架提供了“话语策略的各种语言表现形式，因此非常适合研究SMs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话语表征”。
研究方法
CL是一种以大量真实文本为基础的研究方法，通过概率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根据之前的研究，使用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技术来探索媒体表征中的性别和性行为，采取了以下步骤。
第一步:研究情境化。起点是2021年的一个热门话题，关于禁止与SMs相关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有争议的决定。随后，简要回顾了之前的研究，重点介绍了SMs在中国新闻媒体中的表现。这一考察导致了对研究空白的认识和具体研究目标的制定。
第二步:语料库编译。首先要了 解中国的新闻媒体体系，我们的研究数据来自四家主要的网络新闻出版物:《北京周报》 、《中国日报》、《环球时报》和《上海日报》。我们采用了有目的的抽样方法，从每家出版物的网站上收集与中文SMs相关的新闻文章。我们的探索被限制在20年的时间跨度内，从2001年1月到 2021年12月。在这段时间里，每一篇新闻报道都被搜索、编目，并被视为潜在的研究材料。我们用这些特定的关键词进行了搜索: , , , , gay, ，, LGBT and 从提到的网站检索相关的新闻文章。一些术语频率列在表1中。搜索产生了441篇文章。在对每篇文章进行严格分析后，我们确定其中87篇文章尽管具有特定的术语， 但与SMs没有直接关联。这导致了354篇新闻文章的最终统计，包括305,733个单词，详见表2。
第三步:关键词分析。常见的关键词分析技术包括关键词分析、一致性、频率和搭配研究。特别是对关键词和频率评价的重视，使普通读者能够辨别哪些词汇或语法词汇在新闻报道中 代表SMs的使用在统计上最显著。在进行关键字分析之前，有必要制作一个词表。该列表列举了所有单词及其各自的频率，并通过利用目标和参考语料库创建。随后，比较这些语料库中的词表，从而创建关键字列表。这个过程在CL软件执行的统计测试的支持下，根据每个单词的关键字值产生一个排名的关键字列表。
第四步:定性分析。这一步检查包含步骤3中识别的关键字的新闻文本块。这个检查是使用前面提到的话语策略进行的。这些说明了中国SMs是如何在新闻媒体中被命名、标记、描述和描绘的。
研究结果
本研究采用开发的 3.5.8软件来研究影响中文SMs语篇的关键词。该研究通过对比目标语料库包括354篇新闻报道(见表2)和BNC作为参考语料库， 产生了相关关键词列表。为了高效的语篇分析，我们只检查了最突出的100个关键字，并将其列在表3中。
这个关键词列表有双重目的，既突出了“可以进一步检查的词汇项目 ”，又显示了“ 显著性的度量 ” 并表示“给定单词的突出性 ”。随后，使用语义标记器进行的分析表明， SMs主要被描述为有健康问题的个体，通常与疾病和疾病有关。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强化了这种认知，包括“hiv”(提及1000次)、“aids”(930次)、“ 健康 ”(340次)、“ 预防 ”(282次)、“ 疾病 ”(253次)、“ 治疗 ”(217次)、“ 患者 ”(188次)、“ 精神 ”(187次)和“感染”(131次)。另一个语义范畴出现在平等公民权利的背景下， 将SMs表示为受害者。这一点通过“父母”(676次)、“婚姻”(534次)、“家庭”(426次)、“权利”(376次)、“ 取向 ”(314次)、“ 结婚 ”(248次)、“ 歧视 ”(229次)、“结婚”(134次)等关键词可以明显看出。第三类进步主义者将SMs与欢乐活动联系在一起。强调这种表征的关键词包括“ 大学 ”(360次)、“ 中心 ”(292次)、“ 在线 ”(234次)、“ 网站 ”(138次)、“blued”(96次)、和“app”(70次)。由于空间限制，我们将重点关注关键词列表中的三个主要语义类别。从这些类别出发，并根据前面提到的话语策略，我们的目标是以下面概述的方式解决第二个研究目标:性少数群体是不健康的个体。将SMs与身体、心理或精神问题联系起来的新闻文章倾向于将其描述为不健康的。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的SMs面临着“传播HIV/AIDS” 的指控。从我们对关于SMs的新闻争论的回顾中，很明显，许多这些文章将HIV/AIDS与中国同性恋者3联系在一起，如图1和图2所示。在这方面，摘录1至3说明SMs作为性妥协 的代表。
摘要1强调了中国非异性恋群体中显著的HIV感染率，通过强化策略强调了“82%” 的数字。这个百分比有两个目的:它增强了记者的可信度，并打算传达SMs具有强烈的性冲动。叙述表明， 这种性行为偏离了所谓的“ 自然 ”。
(1)去年首10个月， 中国内地15至24岁人士估计新增[HIV] 感染人数超过14,000人。大约82%的感染是由同性恋行 为引起的。(《北京周报》，04/08/2016)。
(2)更新显示出三个新的趋势。性传播占新增感染病例的94. 2%。其中，27.5%的感染是由同性恋者之间的性行为 引起的。(《北京周报》，15/12/2016)。
节选2采用了一种汇总策略， 通过“27.5%” 的统计数字来强调，以引起公众对HIV和SMs之间联系的关注。这种 联系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 即:(1)HIV主要来自同性关系，（2）许多SMs都是病毒携带者。
此外，据观察，在报道 有关男同性恋者的故事时， 新闻报道经常使用这种聚合策略，如图3所示。这样的报道风格可能会导致一种负面的他人表现。这一观察结果与之前的观点一致， 即新闻记者更容易量化边缘化群体，以夸大他们对社会的潜在危害。
（3）中国北部山西省运城市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杨锋建议同性恋者在发生性行为时采取安全措施，因为性传播是HIV传播的主要原因。(中国日报，19/12/2014)。
摘要3使用了“ 专家 ”的正当性， 通过间接引语引用了杨峰的演讲。男同性恋者被认为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被认为是关于HIV预防的专家指导方针的倾听者和拥护者。同时，考虑到预防——在性接触之前和期间——有助于减少(如果不能消除)HIV的传播，同性恋者被积极地描绘出来。这段摘录进一步使用了一个复数代词来区分受感染的同性恋人群和未受感染的异性恋人群。这种区分强调了对“他者 ”的消极表述和对“自我”的积极描述之间的对比。除了被认为是一种单纯的身体疾病外，SMs还与各种精神障碍有关，正如随后的新闻摘录所描述的那样。
（4）但有一种误解确实困扰了Chu。“我无法忍受那些认为变性人患有某种可治疗的精神障碍的人。就像去年在电视节目中一样，一位精神病医生声称自己用催眠疗法治疗了一个跨性别者，并‘治愈’了他——这很荒谬。”她说。（《环球时报》，2016年7月3日）。
在我们看来，摘要4有两个方面值得更深入的审视。首先，记者通过动词“惹恼”实现的物 质过程来介绍故事。“演员”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误解”，它会导致个体对跨性别者产生负面的联想。这里的“ 目标” 是新闻故事的主角，一直被普遍的误解所困扰，即变性人精神不稳定。情态动词“不能 ”主要用来表达人际关系的立场，表明Chu的情绪已经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其次，整个跨性别群体被描绘成被动的，就好像他们精神不健康，需要治疗一样。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歪曲并不仅仅是针对跨性别群体的。事实上， 在新闻报道中错误地将男女同性恋者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并不罕见，图4、5中“治疗”和“治愈”的一致性线突出了这一点。
（5）有一家专门“治疗” 同性恋的诊所时， 她一度非常兴奋。“那个‘医生’要求我和女儿都去。完成“治疗”需要三次疗程，费用为2.4万元人民币(合3864美元)。(《环球时报》，30/06/2014)
摘录5 以外行人的视角，通过直接引用一位母亲的话，强调了两个有趣的观点，主张将女同性恋视为一种医学状况。最初， 她不断演变的观点在这个故事中得到了强调。特别是， 通过抽象策略选择形容词“兴奋”传达了一个潜在的负面含义:对上述治疗的高度热情对应于对同性性行为和SMs的无知，歧视和恐惧。随后，高昂的治疗费用和常规的治疗计划意味着，在医学背景下，同性性行为在当代中国被视为类似于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性少数群体是受害者。从关键词列表中可以明显看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语义类别经常将SMs描述为受害者，面对诸如婚姻、LGBT权利、家庭、教育和儿童等主题。
(6)魏说:“我给了他两个选择 —— 要么继续当老师， 但不透露自己的性取向， 要么写辞职信， 接受赔偿。”“他选择了写辞职信。......“魏直接让我第二天停止工作， ”他说。魏说， 如果我想得到所有的赔偿， 就必须写这封信。(《中国日报》 ， 14/11/2018)
摘录6是一个案例研究， 说明了同性恋者在中国工作场所作为受害者的新闻表现。中心叙事围绕着一名男教师展开， 他在暴露自己的同性恋性取向后被解雇。这样的结果既可以预料，也可以理解， 因为主人公面对的是盛行的异性恋规范。面对这种困境， 主人公被赋予了两种选择。第一种是更严重 的结果， 他被解雇， 没有任何额外的好处。相反， 虽然第二 种选择看起来更有同情心，但根据他的“ 自愿”辞职，他将获得补偿。后一种选择是一种门面， 旨在保护雇主免受指责。值得注意的是， 这段摘录似乎采用了一种激活策略， 强调男同性恋者愿意离开自己的工作。然而， 从同性恋个体的 角度来看， 一个潜在的负面叙事出现了:这个人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被钝化了， 因为他本质上是被迫用辞职信换取遣散费的。尽管他收到了这些福利， 但他并没有在这个场景中取得胜利。这样的结果可能会进一步阻止SMs在工作场所公开表达他们的性取向。情态动词“不得不” 的加入令人震惊， 强调了辞职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一种义务，旨在确 保他作为一名合格员工有权享有的权利和福利。
(7)【北京LGBT中心】 因邻居投诉， 被要求从朝阳区北三环附近的社区搬迁。他们刚装修完， 3月份就被赶出了原来的位置。他们必须在7月底搬离。当地居民声称，LGBT人士与他们的孩子近距离接触会影响他们孩子的发展， 房东被“指控同情LGBT人士， ”公告称。(环球时报， 13/06/2012)。
摘录7涉及孟母三迁的故事。然而， 在这种叙事中， 经常使用钝化策略来描述中国的SMs。虽然这篇新闻中强调了三方——SMs、邻居和房东——但他们代表了两种对立立场:支持和反对同性恋。本质上，这个问题的症结仍然是非异性恋和异性恋个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将 通过节选8至11继续研究SMs作为受害者的媒体表述。
(8)去年， 广州各高校的学生在全市校园内协同升起彩虹旗。但在下午5点， 三名志愿者突然被警方拘留，并被带到当地警察局接受讯问。据辛迪说，第二天， 更多的同性恋志愿者被“邀请”到学校办公室“谈话”。(《环球时报》 ， 16/05/2018)。
摘录8描述了一个“勇敢” 的活动， 计划发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然而， 由于当局的干预， 这项活动在进行之前就被叫停了。这篇报道中三名志愿者的被捕表明， 他们的预期活动在是非法的。此外， 还使用了两种策略:“ 同性恋志愿者” 所体现的功能化策略和“更多 ”所实现的聚合策略。这两种话语策略都支持这样一个事实， 即尽管有大量的SMs参与了这些活动， 但它们仍然服从于主流力量。
(9)他指责自己的老师陈峰和父亲长期用棍棒和拳头打他，导致他自闭和偏执。(环球时报， 16/05/2019)。
摘录9描述了一名同性恋学生受害的磨难， 依靠的是中国流行的信念:(1)教师应该以身作则，正确引导学生，履行他们的社会角色;(2)中国父母应该以身作则，同时维护他们的家庭责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受害者并没有得到关于性取向的支持， 反而受到了他的老师和父亲的伤害，而他们本应该帮助他。所造成的痛苦既有身体上的，也有情感上的。这种抽象策略，以形容词“ 自闭”和“偏执”为例， 强调了一种强烈的痛苦。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 这段摘录凸显了社会对SMs的不欢迎和反对立场。
(10)在校外，民政部门也不允许任何LGBT组织正式注册为非政府组织。去年，向某曾试图注册“ 同爱网 ”。但湖南省民政部门拒绝了他的申请， 称“建立同性恋组织没有法律依据”，“ 同性恋违背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环球时报》 ，2015 年7月15日)。
在节选10中，我们首先分析了新闻标题:“学生LGBT 团体争取中国大学当局的批准。”这个标题自然会激起读者的好奇心， 因为这位记者倾向于使用各种策略来传达对中国SMs的特定态度。首先 ， 通过两个名词(“ 学生 ”和 “LGBT”)来体现识别策略， 强调了这个场景中主要人物 的不同身份。在这个标题中选择动词短语是值得注意和令人回味的。这位记者选择了充满感情色彩的“争取”， 而不是“要求” 或“争取 ”等温和的替代词。这一选择生动地描绘了中国LGBT学生所面临的严峻环境。它巧妙地将他们置于一个受官场束缚的被动角色。
(11)“警察说我需要医院出具一份证明我变性的证明， 他们才能给我换身份证。但是当我去医院的时候，因为我在国外做过手术，没有人愿意签署声明。医院说这可 能是违法的， 卫生部也没有规定允许他们出具这样的声明。警方和医院都不愿意承担责任，我也不知道该 怎么办。”陈说。(环球时报， 03/07/2016)。
摘录11进一步介绍了一个案例研究， 重点关注变性人在更改中国身份证方面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在仔细阅读后，我们发现了更深层次的叙事: 陈作为受害者的表现。首先，激活策略强调了陈变性手术的勇气。遗憾的是，读者并不了解陈对手术的真实愿望潜在的后果。此外，钝化策略强调了陈改变身份证的动荡之旅。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在节选11 中很明显，这表明变性在中国被认为是疾病的征兆， 这是根据健康人没有理由寻求医疗照顾的前提推断出来的。
作为进步主义者的性少数群体。在本节审查的新闻报道中， SMs被视为进步主义者， 因为他们勇敢地为实现平等的公民权利而努力，并参与与LGBT有关的活动。
讨论与结语
本文对中国英语媒体中的SMs表达进行了语料库辅助语篇分析。一方面， 我们的调查证实了之前的研究结果。通过突出SMs的主要消极和保守的表征模式，这包括将SMs描述为身体和精神上都有疾病的人，需要接受治疗以及性滥交的人，过着有害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 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媒体对SMs的描述更为自由和肯定，这在早期关注中文媒体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将SMs作为受害者的表述策略性地与婚姻权利、收养、公平就业、组织活动的自由、家庭暴力和盗窃等问题并列。这凸显了SMs息者和异性恋者之间的差异，凸显了他们的性取向所带来的偏见。此外， SMs作为进步代理人的代表突出了他们对平等公民权利的倡导和他们积极参 与公共福利倡议。
在未来的研究中， 学者们可以首先通过多模态透镜探索用于表示SMs的视觉符号学工具。媒体中的这些工具可以作为“ 容纳性别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有效方式 ”。此外， 对中国媒体中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形象的相似之处和区别进行比较分析也很有价值。最后关注新闻媒 体中特定的LGBT相关主题可以为构建SMs新闻叙事提供见解。
编译/汤焱菁
编辑、校对 /汤焱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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